那晚我彻夜未眠。
我满脑子都是凯霖，我毫无生理欲望，可是我想抱着她通宵睡去。她那晚并没有挽留我，看起来我并不能成为安慰她的人，起码精神上不是。她试图用身体来释放痛苦和压抑，可是我没能帮得了她，她一定沮丧万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重新开始找工作，每天穿梭于巴黎的地下，在地铁里上上下下，进进出出。
地铁对我来说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见日光，永远是不明不亮的白炽灯，漆黑的隧道，嘈杂的走廊，而且有各种乞丐和流浪艺人，相形之下我不觉得自己有多可怜。
我喜欢遇到地铁里卖艺的印第安人。我喜欢看他们奇特的打扮，他们脸上画了几道油彩，头上戴着彩色的羽毛，粗糙而泛红的皮肤饱经沧桑。
他们吹奏的排箫声在幽幽的地下隧道千回百转，幽幽流传，让我觉得格外凄凉。
在十号线的sorbonne那一站，我经常看到一个中国人在卖艺，他有时拉二胡，有时吹笛子。我向他投去目光的时候，他通常熟视无睹，往后我便假装熟视无睹地从他身边走过去。
拉二胡的还有一个盲人，瘦瘦的个子，他似乎真是个盲人，经常在chatlet扶梯的尽头坐着，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他们和我一样背井离乡，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就是在他乡的土地上演奏故乡的曲子。他们用乐声不经意间演绎的苍凉，往往会轻而易举地打动我，激起我的乡愁。
我偶尔会到美丽城街头的酒吧喝上一杯，看着外面人来人往，和醉醺醺的老外搭话，买了烟草，学着老外用烟纸卷烟抽，从他们嘴里，我学会各种脏话。
这段时间我去两个饭店试过工，都没有要我。
我批发了打火机，去酒吧推销，每个桌子放一个，转一圈下来，没人要我再收走。
我从来不坚持要求别人买我的打火机，因为我害怕惹烦了客人他们喊警察，我害怕看到警察。所幸的是，白天走在路上从来没有警察把我拦下来查证件。
眼看着快没有钱交房租的时候，凯霖打电话给吴一凡，让他带信，叫我去店里上班，说饭店重新开张了。
我想自己弄个手机，突然接到凯霖的电话应该是件快乐的事情。
饭店里还是原班人马。大家都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见了面打招呼起来都热情许多。
我干起活来比原来更加卖力。
因为我现在给凯霖打工。
凯霖原来在一个法国餐馆做服务员，他爸爸出事之后，她顺理成章地成了继承人，辞掉了原先的工作，做起了老板娘。
我庆幸她没有卖掉饭店，这样我可以天天见到她。
凯霖的妈妈，那个越南女人，来了饭店几次，东看看西看看，和凯霖嘀咕几句法语就走了。我看在眼里，心里明白起来，其实她是间歇性的精神病，不犯病的时候看不出来有什么不正常。
饭店开张之后，生意稍微有些冷清，几天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收账的秀英，凯霖自己管账。
这事情后来我问王姐，她悄悄告诉我，秀英当年和老板有一腿，现在老板死了，靠山没有了，她走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王姐说这些的时候神色极不自然，她对我说：“纪国庆，你不会和别人讲的哦？”
我摇摇头，很肯定的表情告诉她：“当然不讲。”
“那我就放心了，记住哦，你就当不知道。”王姐又重复了一遍。
我明白了为什么凯霖要跑到别的饭店做工，也明白了为什么凯霖的妈妈犯病的时候嘴里会骂贱人。
我还想起那次秀英到厨房抽烟的场景。
在一切平静的背后，原来有着这样的事情。
我从没有在凯霖面前提到这件事情，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和其他工人一样上班下班，只是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对着凯霖背影消失的地方盯上几秒钟。
我无聊的时候，就看看从同事志刚那里借来的武侠小说。这小子有天告诉我，她国内的女朋友要结婚了，大学四年谈得好好的恋爱就这么完了。
我安慰他的话很简单：“小兄弟，正常！等你读完这里的博士，你就是‘海龟’啦，‘海龟’了还怕没有女人么？”
他听了这话很高兴，和我聊了很多事情。原来在这里读书的小孩很多家庭也不富裕，他们像志刚一样，在油腻腻的厨房打着工，一边还要读书。他也知道了我是偷渡来的，问我一些细节，我没有告诉他，不是因为故作神秘，只是不想说。
他叫我几次一起去踢足球，我都说年纪大了不想动了。他就笑话我：“纪国庆你他妈的比我还小一岁就年纪大了，嘿嘿！”
我也笑笑说：“心态老了，心态老了。”
他人不错，还主动借了本法语初级教材给我看。
我还真的正儿八经地经常翻翻法语书。因为我总觉得这辈子不能就在这厨房里待一辈子。时间一长，我学到的单词，加上我先前在酒吧里和人搭讪学来的日常用语，让我对耳朵里听到的法语不那么陌生了。
我实在无聊了就给国内的狐朋狗友打电话，他们听到我在巴黎就羡慕，问我很多问题。但是电话打来打去，想说的东西越来越少，聊到一起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少，挂上电话我心想，我真的变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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