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哄”的一声笑了起来。
老师阴沉着脸说：“你给我站起来，你说说，下一步怎么做？”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会，等着您讲呢，都会了还要您干吗？”
老师的脸都气红了，撂出句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不上台盘咯东西！”
然后我就慢悠悠坐下去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常有发生，我后来干脆挑衅地在他课上吃苹果，故意啧啧地发出声音，他拿我没办法。
终于有一天我被躲在外面瞄了半天的校长逮了个正着，这次我没有什么好狡辩的了。
这事情后来被我爸爸用三条“中华”摆平了。逢年过节我爸爸会给学校领导送礼，直到我混到初三毕业为止。
我后来上了个技校，学了个在我看来还有点意思的手艺，厨子。
技校里面有得是狐朋狗友，我们成天在学校外面的酒馆喝酒，在租的房子里打麻将，在台球室和游戏室吞云吐雾地玩通宵。这期间我换了三个女朋友，找了五个姘头，所谓姘头就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对外宣称是这样，不过说老实话，打个折扣下来，其实就有过一个女朋友，一个姘头最后一刻还没姘成。
这个事情后来成了他们嘲笑的把柄。
我有几个死党，其中两个山东人，王刚和庆松；一个福建人，小许；一个东北人，张建东。他们都好酒，最重要的是性格豪爽，我虽然不胜酒力，也不甘示弱，不喝得吐出来好像就给江苏人丢脸了一样。
我们四五个人成天腐败不堪地生活，谁没钱了就一起翻其他人的口袋，直到大家口袋都翻不出什么名堂了，就躺在床上谈论其他班的女孩子。这样也觉得开心，标准的穷开心，可惜我们毕业之后就失去了这种开心。
我们的毕业是一场悲剧，我一直这么认为。
首先是，毕业了我们就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聚到过一起。
其次是，一年之后的年头上，庆松离开了我们。
他死于车祸，酒后驾车。
他喝了那么多还逞强骑摩托车回家，他性子急，爱逞强，我们都知道，可惜这次不能大家一起教育他了。我们几个给王刚汇去了一些钱，一共凑了五千块钱，委托王刚带去了庆松老家，给他树了一块碑。后来王刚经常说，他妈妈哭得太可怜了，听到这里我们都觉得心里特别难受，可是无能为力。
庆松的死对我们是个残酷的打击。
我们为生计各奔东西。王刚和小许都回了老家，王刚自己开了个小饭店，小许给人打工，在一个大酒店当厨师。张建东去了广州，音讯全无。
而我，则偷渡来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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