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纪国庆。
二十六岁。
我不喜欢我的名字，它是上个世纪最俗气的名字之一，叫这个名字的人都是十月一号国庆节出生，我也不例外。何况我姓纪，纪念国庆，你说俗不俗吧。我为自己和一大堆的国强、国栋、建国一起长大感到悲哀。
我不喜欢这名字还有个原因，这和我的身份很不相符。
我自小就是个混混。
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看香港的警匪片。我经常幻想这样的场景：我露出粗壮的胳膊，上面文了一条蛇，小弟们看到我走过来便一起喊我，彪哥，我则看都不看他们，毫不在意地走过去。
然而我叫纪国庆，既不匪气也不霸气，这比我手臂没有肌肉更让人恼火。
我也不喜欢我出生的年代，一九八〇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两年。我从小到大见识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各种现象，九十年代初股票热、房地产热，然后是学校扩招，文凭贬值。
说到文凭，我父亲经常以自己是高中生而自鸣得意，夸夸其谈。他那时候高中生是有文化的象征，后来教育产业化了，上大学的多了，大学生不值钱了，现在研究生多了，也不值钱了，留学生也多了，也不值钱了。
这个世界什么一多就不值钱了，这是我迄今得出来的最让我沾沾自喜，并且喜欢到处推销的一个结论。
幸好我没考上大学，没考研究生，更没有出国留学，否则念了十多年书到头来还是落个不值钱，那样不值钱还不如现在这样不值钱，这样我心里反倒平衡了。
我的那些名字同样不值钱的哥们儿却对我羡慕得要死，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我在巴黎。
巴黎，这名字听着就洋气。巴黎，法国，欧洲，在他们心里这些可都是浪漫的代名词。那些哥们儿在国内羡慕得不行了，并且以为这里的洋妞遍地等着你钓，甚至主动过来约你请你喝咖啡然后带你回家。我因为他们的羡慕而洋洋得意，经常买了中国卡在公用电话亭一个电话打到国内去。
“喂，靠！干嘛呐？”
“你在哪儿呢？”
“还在巴黎啊。”
“靠，不去泡妞多浪费啊！”
“哎，总要休息休息吧！”
“什么时候回来给哥儿们打个电话啊，别发了财忘了兄弟啊！”
“哦，不会不会。”
我满口答应，弄得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挂上电话我会狼吞虎咽地咬手里硬邦邦的长棍面包，嘴里骂道：“妈的，都以为这里有金子捡呐！我靠！”
有时候他们追问我睡过外国女人没有，开始我还实话实说，后来我发现说完之后他们的态度会马上冷淡下来。终于有一次我对电话那边说：“昨晚刚在酒吧钓了一个洋妞。”
我的话马上被打断——
“长什么样的，金发碧眼的那种？”
“是啊，身材那个棒啊！”
“胸很大对吧？”
“嗯，确实大。”
“感觉怎么样的，你讲讲！”
“这个嘛，不好说啊，要你自己体会……”我听得到电话那边有咽口水的动静，故意吊起他们的胃口。我知道他们有多想听细节，电话那边一定是眼睁得大大的等着我描述，可他们不知道我自己都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突然觉得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和别人一起意淫是多么可怜，我便顿了顿嗓子，停了下来，对电话那边说：“我走啦，有人打我手机了，去谈个生意上的事情，挂了啊！”
这种事情屡试不爽，我都说腻了，不过每次他们转弯抹角又会说到这个话题，我避而不及。
我总给国内的狐朋狗友打电话是因为我觉得孤单。
虽然来巴黎才三个月，我觉得已过了三年，每天在地下室的厨房站一天，从天亮到天黑，唯独中午吃完饭后休息的时间能出来透透气。电话越打我越觉得没劲，那些花花故事都是编出来吊他们胃口的，晚上回到屋里还是和搭铺的人一样，暗地里自慰，然后疲倦不堪地睡去，日复一日。
我坐地铁一个半小时才到上班的地方，从巴黎的这一头坐到那一头，然后钻进厨房，一天都看不到光亮。
我觉得压抑，这种压抑比性压抑更让人透不过气来。
我出生在江苏盐城，十四岁的时候全家人迁到南京。在江苏有个怪现象，苏南和苏北分得很清楚，苏南人被苏北人称为江南蛮子，苏南人则喊苏北人为江北人，江北人这个称呼本身就带了歧视色彩，而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江北人。
我开始成为小混混是在初中的时候，我暗恋班里的一个姑娘小玉，她祖籍苏州，我喜欢听她细声细气并且带点嗲的普通话，我上课的时候常常偷看她，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下课时惊慌失措地给她传了个纸条，这是我琢磨了好几天写出来的，其实是一大段拐弯抹角的废话，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我眼睁睁看着她狠狠地把我的纸条以一个优美的弧线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听到她自言自语：“神经病！”
以后她再也没有理我。
我开始自娱自乐。可惜我对数理化毫不感兴趣，成绩很差劲。数学课上老师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常常突然停下来，大声喊道：“纪国庆！”
我停下正弄着前排女生头发的手，呆呆地看着秃顶的老师，毕恭毕敬地答道：“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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