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
那几天，是我们家近些年来最欢快的日子。我们去玉溪把喜讯告诉了小老头的父母。他因思念儿子卧病在床的母亲，好似打了强心剂，病一下就好了许多，我们走时，她都能下地送我们了。
那天从玉溪回来，吃晚饭时，父亲与母亲商量，既然是双喜临门，我和杨敏的婚礼是不是延到“五一”以后。母亲不同意。她说这日子是西山太华寺的师父（高僧）算的，是最好的。前一次我和雯的婚礼，就是因为没找师父算日子才搞成了“绝配”（小老头说，吴老大说我和雯是绝配的话是双关语：如果好，就是绝无仅有的好配；如果不好，就是死了、绝了，配不了），这次一定要照师父说的办。母亲还说，师父说了，这个日子，最合我和杨敏的生辰八字，是个百年不遇的好日子。
“那就照你妈的意思办？”父亲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只要母亲高兴。再说了，母亲也是为我好。
“明天杨敏就搬过来，改天把我们的大卧室腾出来。”听了我的话，母亲特高兴，便兴高采烈的安排道。
“阿姨，我们就住……”
“要喊妈了！我们那间大，又有阳台。”
母亲的话把杨敏弄了个大红脸。
“唉，不知你那师父是怎么算的日子。”父亲说着起身去了书房。
是啊，我也觉得师父算的日子怪怪的，据说春节前结婚的特别多，一个月前餐馆里的婚宴就订满了，大家图的是个热闹、喜庆。可我的婚宴却订在了三月十八，还要大操大办！
我不知道师父怎么算的，高杨结婚时的日子也是“不丁不拐、不一不二”（昆明俚语：不多不少、不上不下，有点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意思）的，并且还要办得越简单越好。
记得，那时的高杨有点不乐意，可听了母亲的解释也不再说什么。
小老头的父母也说师父怎么算的就怎么做，也同意母亲的观点：“结婚是一辈子的事，不能只图一时的热闹、高兴。”
而疯疯癫癫的小老头，对一切从简却特别的高兴，说世界上的人真的太奇怪了，结婚是个碜的事，应该躲着点，可却要大张旗鼓的到处去说：“我今天结婚了，今晚要搞事了！”而人老了，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死了，而子孙们却要撕心裂肺、伤心欲绝的哭：“你还没享过福（其实是受够罪），怎么就死了——有位长寿的名人都说：‘长寿，是种惩罚’！”
我不知道他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是从哪学来的，但我特欣赏他对结婚所持有的平常心。我也想从简，可母亲就是不答应。
说起这些，我想起了高杨。从小到大，母亲他们都爱表扬我，说我懂事，可现在回想起来，高杨其实比我还懂事，她从不争吃打闹，还特别的谦让，那年我家买了电脑，要将书房里的书桌搬出来，那时高杨也想要，可当看到我抓头，她便对母亲说把书桌放我房间里：“我哥爱瞎写瞎写的。”小时候她常穿我穿剩的衣服什么的，母亲说“笑脏不笑烂，只要干干净净就行”。我也穿过她的一件毛衣，那是初一时，不知怎么的，我好像是被霜冻僵了，一直没长个，而她却如“吃了象屎”似的，腾腾的往上长。母亲过年才给她织的毛衣，穿了一水就短了，而拿给我穿却正合适。可这之前、之后，她穿我的衣服什么的可就数不清了。特别是高中时，我也像充了气的气球，滋滋的向上窜，大衣、风衣、旅游鞋什么的，没穿多长时间就短了、小了，母亲便叫高杨穿。大衣、风衣、旅游鞋到也不怎么分男女，可父亲买给我的一条草绿色的灯芯绒裤子，买来时就有点短，洗了一水后就因缩水不够穿了，母亲便拿给高杨穿，这连父亲都说不合适，可母亲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有什么不合适的？”她说着就用我家那台，子健说可以进博物馆的飞人牌缝纫机，将那裤子改成了女裤。可原先有过的，男裤的痕迹却怎么也改不掉。高杨虽然有点不乐意，可还是穿了。
过了几天，我下班去接杨敏，看到杨敏和一个五十多岁，穿着廉价衣服，手拎不但旧，还磕碰得伤痕累累的饭盒的女人从医院里出来。
那女人见到后我似乎愣了一下，她对杨敏说了句什么，两人便嘻嘻的笑了。
“你们笑什么？”那人走后，我问杨敏。
“她说你太帅，叫我看好了。”
我想，那么普通的一个家庭妇女，还会开这么个玩笑，便笑道：“这老大妈还满闹的。”
“什么老大妈，人家是我们护士长！你别看她穿得一般，可有本事了。”
“唔？”
“她老公死了二十多年，她不但一人把儿子拉扯大，上完大学。前段时间儿子结婚，她还买了套一百多平米，三室两厅的商品房给儿子。”
“她咋攒得起那么多钱？”
杨敏没正面回答我，而是自顾自地说：“她儿子的工作单位效益不好，一个月就千把块的工资。她平时特节约，她不但把病人丢弃的瓶瓶罐罐收起来卖钱，上下班还要顺路捡些东西去卖呢。”
“她住哪？”
“单位的房改房，两室一厅。”
听了杨敏的话，我觉得鼻子发酸——不知她儿子是否明白，买套一百多平米的商品房，不知耗去了他母亲的多少心血。他为什么不和母亲住一块儿？我的眼里，出现了一个老人，在孤单、空荡荡的家里的情景和刚才拎着饭盒离去的瘦弱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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