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
“老头子，老头子，我家就要双喜临门了。”
当我把老鼠说小老头马上就要回来的话告诉母亲后，母亲便欢天喜地的跑向书房，对正在电脑上查资料的父亲叫道。
父亲停了手，回头来看跟在母亲身后的我。我便把老鼠讲的话又向父亲说了一遍。
那晚送老鼠，吃完过桥米线，老鼠又说唱支歌听听。我说，比起子健，我可落后了，应该叫子健唱。那天同学聚会，我就忘了介绍子健的先进事迹。
子健红了脸：“工作嘛，吃点苦，正常。”
“听听，这就是优秀者说的话。”我接着把子健如何去当志愿者，如何爱上了那方水土、那方人，如何当上了专管文教的副县长的事，细细的说了一遍，把老鼠听得张大了嘴，半天回不过神来。
“王子健？！……”老鼠使劲摇了摇头，还揪了下自己的耳朵。
当我再次说这是真的，子健也点头承认后，他才叹道：“真是‘士别三日’啊。想不到‘吃名牌、穿名牌，枪毙站在第一排’的‘王子’，竟然在山旮旯里扎了根，干出了名堂。唉，如不是你们当面对我说，打死我也不信。在学校搞卫生，他常常手捂鸡——哦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在女士面前放了黄腔。”老鼠一叠声道。
玉洁笑了起来：“别酸了，讲你的。”
老鼠搓脚摩手了好一阵，才忸怩道：“他，他手……”
“看我干啥？”我都被他不好意思瞟我的样子逗笑了。
“手、手杵裤包的闲逛！有几次轮到他值日，他还出钱叫同学代劳。有次我去他家，连他家的保姆都在那抱怨，说他没精神：‘懒得烧死麻蛇吃’。”
这时的子健，做出了害羞样，完全成了没见过世面的小媳妇。你看他不但不敢看我们，连那嘟噜的声音都小得跟蚊子叫似的：“那时是有点懒……”
“讲讲你的英雄事迹。”老鼠饶有趣味的将椅子向子健那边挪了挪，把下巴枕在放桌子的手背上，瞪起小眯小眼的“鼠眼”静静的看子健。他的傻样把大伙儿给逗笑了（上学时他也爱这样看着我讲故事）。而子健的脸已红如绸缎——哦，不不不，应该说像猪肝色或紫茄子（黑里透红）。
看着子健的红脸，我的脸也火烧火燎起来。我认为，子健的先进是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风里来雨里往的苦出来的，而我——但愿他们谁也不知道，在年前刚戴了大红花，当上了市里的“劳模”。过去我特敬佩“劳模”，觉得他们太了不起，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年，父亲以前工厂里的一个同事来家里，父亲指着那人对我和高杨说：“他可是我们厂的骄傲——省级劳模。”那人也红了脸：“比我好的弟兄多了。”那人走后，我就好奇的问父亲，听了父亲的话后，我不由在心底发起了感慨：“劳模”必是兢兢业业、苦得“皮塌嘴歪”（昆明方言：喻苦累到了极点，人都累得变了“形”）对社会做出了极大贡献之人！可去年一个“不小心”，我也成了“劳模”——工作踏实肯干、任劳任怨这是真的。连一直被大伙儿公认的“积极分子”刘总都说：“比起高远，我也落后了”。可我总觉得，“劳模”是、也应该是单位里为我上报的材料上说的：“他的心里装的永远是工作、工作，‘对国家、社会负责’是他的心里话。”而我、真正的我的心里，装的是雯、是牧羊女，“对国家、社会负责”确实也是我的心里话。可我“爱拼命的工作”，在我心灵的深处是有小九九的呀——为了忘了雯和牧羊女，我拼命的工作，把我浑身的热量、旺盛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上班我来得不是最早、但走得最晚，周末还常加班。并常常加班不回家，这让才进单位，分我们处的小李、小王都有了怨言，说我自己是工作狂不说，还把他们卷进了疯子似的工作漩涡中。董主任就对我说把工作分一些给他俩，如闲不住就去他那儿坐一会儿。说心里话，我也想闲，可怎么闲呢：这么多年了，除了我们处里的工作，我在不知不觉中莫明其妙的就当起了“责任编辑”（可能我曾在无意中展现过自己的文采）——我们单位有几个领导都爱在《党课》、《党员文摘》、《党建文汇》上发表文章，他们写的东西都爱拿来让我“点睛”一下。还有，爱好摄影的周局也爱把他的作品拿来给我看，让我帮他挑选参赛作品，帮他写创意、创作心得、感言什么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也真的喜欢大家拿事情给我做——只要闲下来，我那不安分、胡思乱想的心就会给我好看，让我倍受折磨（一想起雯轻轻的笑嫣和牧羊女含幽带怨的眼神，都会让我心痛不已）。去年，我终于熬吐了血——那天都晚八点了，我还坐电脑前，为杜敏赶写第二天周局去市里开会要的汇报材料。写着写着，就觉得嘴里咸咸的。那时杜敏正站我身后，当看我想起身吐痰，她便递了张餐巾纸给我。我将痰吐到餐巾纸上，丢到了字纸箩里。“哎呀，有血！”杜敏惊叫起来。我过去并不怕血，可那年雯死后，我不甘心的偷偷的去报废车场，看了那辆带给我厄运的车。当我看到在变形的车里那黑乎乎、散着臭气，还有许多的苍蝇围在上面的血后，我就得了血晕症。这时看到那纸上淡淡的血迹，我一阵眩晕昏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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