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事情还得从二月初二日“一枝梅”的开张说起。那天有两件事使浪士当匪首胡成在威远堡的暗线——“寿”字号棺材铺的老板赵庆如芒刺在背，心里发怵。一是当他去接保中媳妇段氏端给他的茶碗，好色的他想看看段氏的面容时与段氏的目光不期而遇，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惊慌，其程度甚至比段氏更甚。当时，是他赵庆在慌乱中将那只茶碗打落在地的。他在心里犯了嘀咕，额上沁出了细细的汗珠。他暗暗佩服段氏这个柔弱的女人，她的目光像一把锋利的剑，刺得他毛骨悚然。他更佩服这个女人的机智，她把自己刻骨的仇恨压在心底，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处乱不惊，并且将自己心里的惊慌遮掩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再就是铁拐李三癫对赵庆的那一顿奚落，使他在众人面前丢尽了面子。他夹着尾巴逃回家里，越想越不对劲。这个几乎过一阵子就出现在威远街头的臭叫花子，从来也不曾挂在他赵庆的眼里。可回想起来，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远非自己看到甚至想象的那么简单。他知道这个神秘莫测的叫花子向来做事怪异，疯疯癫癫，悖于常理。但在今天看来，他对于自己的态度，就有很大的故意性和针对性。如果真是如自己想的那样的话，那么，这个臭叫花子的所作所为，一定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到这儿，一个难忘的身影顷刻划过赵庆的脑际。“难道是他？！”赵庆禁不住轻轻说了出来，这个怪异的叫花子，难道就是二十年前撕下我面具的那个少年？这个想法使赵庆心惊肉跳，出了一身冷汗。他甚至想到李三癫和段氏一家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是，赵庆的这种想法一晃就过去了，很快被他轻而易举地否定了。理由有三，一是当日那少年被他在肋窝里刺了一刀，虽然当时没有毙命，但又跟他打斗多时，必死无异。就算侥幸活命，也必残废。二是那少年英俊倜傥，哪能如李三癫般破衣烂衫，捉虱街头、恶臭逼人。三是那少年若活着，一定跟段家过从甚密，可那日保中还说他搅了自己的喜事，要赶他走呢，哪里还有相识的影子。
赵庆左思右想，总想不出个道道来，又不敢大意，便如是这般地写了一封信，捎给胡成。胡成看了信，暗暗嘲笑赵庆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自思一个叫花子，成天在鼓楼底下靠着柱子捉虱子，有啥了不起，值得这么神秘兮兮的。再说了，事隔二十年，段莺儿那天夜里又没见过你赵庆，哪能一眼就认出你，认出你是二十年前杀死她亲人的元凶，真是神经过敏，无稽之谈。胡成当着送信人的面，拍着桌子骂了一通赵庆，就叫送信人滚回威远堡。并说：“你回去告诉姓赵的，不想在威远堡待了，就给老子言传一声儿！”可是，待送信人走了以后，胡成突然觉得当日赵庆骗了他，最不济也一定有事瞒着自己。要不，他怎么那么害怕段莺儿会一眼认出自己呢？一定是他做贼心虚，欲盖弥彰。想到这里，胡成便把他的心腹鲁国佐唤来，如是这般一说，叫鲁国佐带着他的手下连夜去郭家洼探听虚实，自己则扮成商人，来到威远堡。胡成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位心腹虽跟他穿一条裤子，走的却是两条道儿，只是没拽着机会罢了。
胡成不敢直接带人去“一枝梅”或天佑德打草惊蛇。因为他的山寨虽有几十号人，而且对他也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奉承有加，但他的心里没底，难保万一。他知道干他这一行的，睡觉也得睁着眼睛。除了自己，连老婆孩子也不能相信的。何况自己的家底有限，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轻易地牵动官府，以致引火烧身，更何况天佑德也罢，一枝梅也好，都在官府的眼皮底下。其次是胡成更不想惊了段氏，惊了自己的白日梦。因为二十年来他不时记起这个女人。那个秋风秋雨的夜里，他几乎找遍了那个深宅大院。唯独没找的就是那几间起火的厢房。因为当时厢房里的火也太大了。为此，他差点儿杀了赵庆。但他万万没想到，二十年后那女人还会活着。他更没想到的是，当日，他的这位言听计从的同伴赵庆，见了段莺儿的美貌，便把他的话撂到爪哇国去了。及至行奸不成，为了让胡成抓不到把柄，就放了一把火，却撒谎说是在跟少年打斗时打翻了油灯才起的大火。直到这时，胡成才慢慢回过点味儿来。他想，难道、难道你姓赵的也在打她的主意，暗地里跟我过不去？那么我告诉你，姓赵的，你就错了。明人不做暗事，我胡某人非要问你个水落石出，看看你到底在这里做了啥文章。
胡成来到棺材铺，把赵庆骂了个狗血喷头，无地自容。赵庆指天发誓，终于瞒了前事，又赔了两车好话，才作罢。待第二天送走了胡成，赵庆远远地看了看“一枝梅”的门面，就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说：“只要我赵庆活着，姓刘的，不管你是一枝梅也好，天佑德也罢，都别想好过。”赵庆骂完了回到家里，看见自己的婆娘，左看也不顺眼，右看也不顺眼，便扑上去抓住她的头发就打了起来，直到自己的脸上也留下了两道血印子才停下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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