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民道：“那请大司寇讲！”
却说林延潮以次辅行首辅之事后，在主持廷议时定下了规矩。
这规矩参考于罗伯特议事规则，其中重要有两点。
首先所有问答都在发言者与主持人之间互动，未经主持人允许不得发言。因为辩论时，正反一旦对掐，很容易形成为杠而杠的局面，最后成为骂战，比谁的声音大或争到最后一句，无益于会议进程。
其次第一个人发言后，下面发言之人需向主持人表明其立场赞同或反对，反对者先发言。如此达到意见的平衡，避免陷入一言堂的局面。
此主张为九卿一致拥护后执行。此后廷议的决策效率大大加强，也使廷议之论更公允。而九卿廷议的决策，更深入得到文官阶层一致拥护，连天子也不敢轻易更改，离林延潮入阁之初提出的天子与台阁共议又更近了一步。
但见萧大亨则道：“事出非无因，地方既有此成例，骤然更之，必生大乱。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何也？盖因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本部虽主司刑律，却有一言论断，古往今来，有治人，无治法。得人办理，则无不允协。不得其人，其间舞弊弄法又岂止于火耗一法，虽条例画一，弊终难断。要革除弊法，唯有重选才用官，以治人为上上之道。当初次辅也曾言，先有治人再有治法。”
萧大亨说完从容坐下，不少官员连连点头，满脸兴奋。
林延潮看了萧大亨一眼，心底倒也有几分称许。
杨俊民向宋应昌道：“大司马请讲。”
于慎行，萧大亨一正一反后，现在轮到宋应昌出声：“大司农，方才大宗伯所言，所谓火耗不过百之一二，诚然如此，当年海忠介公为淳安令时，一两银子只收两分加耗，也就是两分耗。但当今地方官员却加征至多少？少则二成，多至五成，以至于一条鞭法的便民之利荡然无存。”
“方才大司寇所言，本部不以为然。治理天下，当尚和去同，执两用中，治人治法视时势而辨，岂可一成不变。法久弊生，不能不变，变之在人，人以定法。人治之难，难在乾坤独断。法治之贵，贵在大纲小纪，无法不修。畿甸遐荒，无微不烛。”
听完宋应昌之言，杨俊民抚须道：“如大司寇，大司马所言，火耗归公乃修一条鞭法之不足，推行万历新钱所用，但地方舞弊弄法又岂止于火耗一项。至于治人治法之论，不在此议，下面不必再争。”
百官此刻也听得出来，于慎行，宋应昌之言，论据充分，正是事功党务实的风格。而萧大亨说得虽好，但只在务虚上作文章，没有落到实处。
杨俊民询问后其余九卿或不表态或赞同，唯独大理寺卿郑继之反对宋应昌道：“从来足国之道必先足民，而足民之道在于薄赋。耗羡乃州县私征私派，于理不通，于法不合，若以火耗纳入正项，必有不肖官员指耗羡为正项，而于耗羡之外又事苛求，必至贻累小民。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更添耗羡。此与盘剥百姓，加征加派何异？更有纵贪之害，有违祖制。”
杨俊民则道：“郑廷尉似没有看清揭贴所书，火耗归公当然不可为正项，乃州县百姓将正项与火耗一并自封投柜，由州县封柜至藩司，经户部奏销之后，再由藩司至州县。”
郑继之则继续道：“纵是藩司封柜，又岂能禁州县官员耗外加耗。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朝廷不明文律法，州县犹自畏惧，一旦放开则大行其道。”
杨俊民笑了笑，又问何人可答。
通政使林材起身道：“不知郑廷尉为州县时收不收耗羡？不收耗羡，能养家小否？难养家小，则失人伦，收了火耗，则欺百姓。凡慕虚名必处实祸，而今朝廷无耗羡之名，百姓却有耗羡之实，岂是我等可以无视。”
“本使以为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不如上司以火耗以养州县，与其名实相违，移东就西，使百姓将官员胥吏贪取民财而归之皇上，倒不如摊开来说。可责令督抚将火耗通盘合算，如何抵项，如何补漏，若干养廉，若干公用，一一上奏户部题销。但凡能说得通，行得去，如此既服人心，事亦不误。”
林材之后，九卿言毕。其余官员各自发言，不拘三品官员，科道御史官位高低。
廷议进行到现在，若说萧大亨，郑继之这样官员，言语还有分寸，反对之见言之有物。到了后来言官发言时，不少反对火耗归公的官员，已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喷而喷。
眼见与此，孙承宗已不顾林延潮之前话，起身仗义执言道：“火耗之事……”
孙承宗虽陈言一番，仍未起力挽狂澜之用。
杨俊民这时点了礼部右侍郎朱国祚发言。
朱国祚是申时行的得意弟子。但申时行下野后，对方与林延潮关系不好，反而与沈一贯走得很近。据说是朱国祚万历十一年状元，但人们总拿他与林延潮这位万历八年的状元比较，如此一比，自是令朱国祚心底生了恨。
朱国祚依附沈一贯还有一个原因，二人都是浙籍官员。
朱国祚发言时，沈一贯微微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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