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较小，不和其他大书院一样，是住宿制。早晚之时，都会留给学生往返家中与书院的时间。
余柏林的家和书院之间相隔两座山。这两座山只是小山丘，山高不过两三百米，往返不过一个时辰。这一个时辰，余柏林就当每日锻炼身体了。
自封蔚离开之后已经月余，并未再次出现。
余柏林知道封蔚这种身份的人，诺言既出，多半不会反悔，况且又是举手之劳，心里并不慌张。他安安心心读书做题，闲暇之余打理一下家中店铺。
有封蔚留下的那一百两银子做资本，余柏林可以实现心中关于自家店铺一些未曾实现的想法。攒银子的速度，会比现在快很多。
只是京城店铺若要卖个稀奇，还要卖的红火，背后必得有后台。不然就等着麻烦上门。
余柏林现在只是小打小闹，至少自己当上举人，才敢稍稍放开。
若要做得十分红火，日进斗金，那至少自己得当上进士，还得至少二甲靠前。
若是靠上那位封二兄弟，就容易多了。这种念头在余柏林心头一闪而过。
罢了，人心不足蛇吞象。
院试在即，《四书文库》几百万字，余柏林早已熟读，其中最重要的破题之法，更是熟记于心。
他记忆力很好，虽说不到过目不忘，多看几遍也能背下。更别说他穿越前本就在国学上底蕴不错。
他这种现代的权贵子弟，有钱有闲，除了刚成年的时候遭了些磨难，后来又恢复有钱有闲的状态。所以他和古代的世家子弟一样，琴棋书画骑射御样样精通，还能分出心思学习各种有兴趣的科学杂学。
所以当有人叫嚣着废除高考恢复素质教育的时候，在余柏林他们这种阶层的人心中，不由觉得好笑。
就像是现在的寒门学子叫嚣着取消科举恢复九品中正一样可笑。
这统一的考试就算有诸多弊端，也是目前唯一相对公平，可以让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方式。
或许它只是一根独木桥，或许有人不经过这根独木桥也能改变命运，但它至少是一条大众可以走的途径。
不然要论素质教育，谁比得过他们这群有钱有闲有关系的人？
余柏林只是国学大师，其他略有涉猎。在他们这个层次的人而言算是较为普通。他家一老爷子，是著名教育家、著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
又是“XX家”，前面还要加上“著名”的形容词，可想多厉害。
而位老爷子的友人，都是这种人。
余柏林摇摇头。就算他同年龄的人中，也有比他厉害许多的。他只能算是争气。
这群人要是穿越到古代，只要能活下去，照旧是能人。
一个人若真厉害，到哪都厉害。就算是他，好歹有信心科举做官。
县试府试院试之前，都需要秀才以上功名者作保才能参加考试。许多老秀才就是靠此赚外快。就算是自己的学生，那些秀才多半也要收取钱财，只是收多收少。
这是一个潜规则，陈夫子虽说是举人，在担保的时候也收了些钱财，收的不多，意思意思，以免遭人怨恨，说坏了规矩。
不过陈夫子转手就送给余柏林一本厚厚的册子，说是自己游学心得。
这可比那一贯铜钱不知道贵重到哪儿去了。而且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
四书五经，科考之时，四书必考，五经则任选一经，读书人称作“治本经”，和后世高考分科一样。
治本经多师徒传承，陈夫子治的《春秋》，恰巧余父治的也是《春秋》，余柏林自然治的也是《春秋》。
不过，或许不是碰巧，正因为陈夫子治《春秋》，文成焯才会推荐余柏林向陈夫子求学吧。
《春秋》微言大义，是余柏林前世最为喜爱的著作，对其研究也最透彻，各朝各代关于春秋的著作他都有熟读。
从秦之后，余柏林所处华国历史和此处完全不同，但对儒学的推崇，却是一致。
余柏林的策论经陈夫子评价，若无意外，院试理应排名前列。
是否能延续第一，造就小三元，就要看主考官的爱好了。
秀才三试，都不考经义，只考“帖经”，即默写。
这“帖经”有填空、有问答，有书中原句，更有必须结合上下文推断。没有一定逻辑能力，仅靠死读书，在最简单的“帖经”这一场，就得折戟而归。
除了“帖经”之外，还有“杂文”、“策论”两科。“杂文”即一诗一赋，“策论”即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余柏林“帖经”“杂文”被陈夫子评价为可直接参加会试，只有“策论”稍逊一筹。
倒不是余柏林“策论”写的不好，而是他对这个朝代了解不深，不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也不知道如何揣测考官、甚至朝廷的意思，导致束手束脚。
除了“策论”之外，余柏林的“经义”更加堪忧。其原因也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
他那时候的经义已经去伪存真，有了极大发展，且符合他当时的社会状况。现在他的经义写出来，就是惊世骇俗。
若是他已经成名之后，到可以著书立说，说不得能成为一世大儒。但现在他只是个小童生，拿出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理论，那叫找死。
余柏林于经义上造诣非凡，让他抛弃正确理论，写那些已经证实是糟粕，甚至是前人伪造的学说，其痛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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