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全球资本市场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墨西哥比索的崩盘，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南美洲的金融海啸。实际上，同样是在1994年，还有另一个金融事件，深刻的改变了未来二十年的世界格局。
就在1994年元旦，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开始启动新一轮汇率改革，实行了十多年的双轨制汇率——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从这一天开始正式并轨统一。
并轨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新官方汇率，按照前一天的调剂汇率来执行。也就是说人民币兑美元一下子从5.7跳到了8.72，相当于刚性贬值了33%。从此之后，中国这个拥有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家，迈向了成为“世界工厂”的征程。
在后世许多经济学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研究中，人民币在1991至1994年的迅速贬值，被当做是诱发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通过快速的货币贬值，来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进行转型。其自身庞大体量所带来的巨大竞争优势，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这些东南亚小国根本无法比拟的。
大量原本准备在东南亚建设新工厂的国际资本，纷纷被中国这个全新的、巨大的价值洼地所吸引而扭头北上了。唯一留下的国际资本，只剩那些想短线炒作，却因为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而进入无门的国际游资。
与内地只有一河之隔的香港，同样明显感受到了人民币贬值所带来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子企业开始考虑往生产成本更低的内地进行转移。而这一趋势在巴统于4月1号宣布解散之后，更变得不可阻挡。
巴统的全称叫做“巴黎统筹委员会”，是美国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技术限制和贸易禁运，联合诸多西方国家于1949年成立的一个审查组织。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巴统的主要使命也宣告结束了。
巴统的解散虽然并不意味，欧美国家对中国的限制完全消失，但至少相比之前已经大大放宽了。比如东方研究院最新型号的ERM系列处理器，原先在巴统的限制下无法进入中国市场。
这导致了大量最新型号的个人电脑，无法在中国境内的工厂进行组装。负责为艾康公司进行电脑组装的代工厂，只能把这些订单安排在香港本地的工厂。
要知道香港的工资水平要比内地高许多，如果能把业务转移到内地的工厂，无疑可以大大降低这些代工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接下来的三到五年内，香港的电子业也将和十年前的纺织、服装、玩具等产业一样，开始逐步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内地转移。
好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才刚刚开始，香港差不多还有五到八年左右的窗口期，来培育新的核心产业，进行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不过大部分普通香港人，显然还关注不到产业格局这么高层次的命题。
这一年，大家讨论最热烈的问题，是应该选择去哪里买房！
另一个时空中，香港楼市从1992年开始，就迎来了一轮长达六年的疯涨浪潮。直到索罗斯九八年进攻港元，才一下子把香港的楼市泡沫戳破。
这个时空，因为李轩的出现，香港各方面的经济数据比原来更好，按理来说楼价应该涨得更厉害才对。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另一个时空中香港楼价在九十年代疯涨，一方面是因为中英签署的相关文件中，对过渡期每年的土地供给做出了限制，从而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供求关系的失衡。
另一方面，亚洲经济在七十年代诞生了“亚洲四小龙”，八十年代又开始出现“亚洲四小虎”，其优异的表现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的进入。香港作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整个九十年代都在不停涌入大量的外来资本。
而这些国际资本进入股市和楼市后，迅速推高了香港整体的资产价格水平。所以另一个时空中就算末代港督彭定康不断搞风搞雨，回归前整个香港政治气候乌云密布，也没能像八十年代那样引发香港经济的动荡。
现在，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在李轩的积极干预下，从鹰派的彭定康换成了鸽派的麦若彬。外交官出身的麦若彬可不像彭定康那样野心勃勃，想通过香港这个平台给自己积累重返伦敦的政治资本，他最大的想法就是实现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
而远在伦敦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虽然他带领保守党艰难的赢得了92年英国大选，从而保住了执政地位。但包括他的好友、保守党主席彭定康在内，多位保守党要员或者内阁成员，没能在选举中保住议员席位，从而自动失去了入阁资格，这对梅杰来说可谓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而保守党内部关于对欧事务、是否与爱尔兰共-和军进行谈判等问题的巨大分歧，更是让梅杰的党魁地位摇摇欲坠，所以他根本无暇顾及遥远亚洲的香港事务。
当然，为了让伦敦默许总督麦若彬推行的有利于香港发展和平稳过渡的一系列主张，李轩也是付出不少代价进行了利益交换的。
比如东方控股在对手中持有的艾康公司股份进行了一系列转让之后，持股份额已经下降到只剩17.5%，是东方集团旗下所有上市公司中，唯一一家持股份额低于25%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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