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南关一战，是晚清帝国对欧洲列强绝无仅有的大胜仗，大大鼓舞了中国国内民众的斗志和自豪感。各国驻华公使，除了法国公使以外，纷纷对李鸿章表示祝贺。大清国海关总长、英国人赫德还亲自跑到天津拍李鸿章的马屁，道：“自此以后，中国在外交场中，将不再被认为‘不足道’了。”
中法一战，李鸿章也意识到了台湾的重要性，李经述趁机建议李鸿章上奏朝廷，在台湾设置行省，让刘铭传任首任巡抚，慈禧太后准奏。李经述还因战功，封为武功将军，成为从二品武官，李鸿章让李经述回京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谢恩。李经述便让黄仕林率淮军回了朝鲜和袁世凯会合，自己和苏小芸和苏小玉这对双胞胎姐妹，先回了天津见李鸿章。
法军在镇南关惨败，战死两三千人，消息传至巴黎，早就对中法战争不满的数千法国民众，还有士兵家属，举行集会游行，冲到法国国民议会所在的波旁宫，在门前高呼：“费茹理下台！费茹理下台！”
欧洲国家在文艺复兴后，普遍把国民个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那些政客们挑起战争，却最怕死人，士兵家属随时可以到议会和王宫附近随便游行示威，表达民众的诉求与愤怒，这叫集会自由，这是一国公民所享有由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之一，当然，在当时的大清国，是不可能有这种自由的，民众集会便是聚众滋事，严重的可算造反，按照大清律例，是可被抓起来杀头的。
当时，聚集在波旁宫前的法国民众越来越多，达到了五六万人，到了晚上，还没有散去。法兰西议会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理费茹理被要求到国会接受议员公开质询，有一些民众代表也应邀参加旁听。
质询制度指在国会开会时，国会议员针对内阁的施政方针、施政报告或其他重要事项，可以向内阁总理或者内阁部长提出质问或疑问，可以通过投不信任票弹劾内阁总理和部长高官，成为议会监督政府的最重要权力。法国总理费茹理对这次质询会相当重视，他穿着一身黑色燕尾服，打好领结，再次在议会向法国议员们发表了演说：“先生们，这次法兰西战败，都是因为军费不够，我请求各位议员立刻向在越南的法军支付五千万法郎，补充军火，全面向清国宣战！法兰西必须彻底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
“费茹理，你任命的法军将领，孤拔和波里也，为什么一死一伤？为什么法军面对装备落后的清军，会死伤那么多人？”法国君党议员喀萨尼亚克站起来大声质问法国总理费茹理，然后道：“你的内阁，都应该下台，你们要对国民负责！
议员柏林也说：“费茹理，你应该滚回老家去！”
其他法兰西议员，也纷纷站起来谴责费茹理，有的还脱了臭皮鞋，就往费茹理头上扔。法兰西议会里吵吵闹闹，乱成一团。最后，法国议会以306对149票对费茹里内阁投了不信任票，法国总理费茹里宣布引咎辞职，费茹里内阁倒台。
但是，法国国内舆论一片要向大清国全面开战之声，当晚法国议会通过了费茹里提出的向法国在越军队追加五千万法郎军费的提议。当时，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也就是曾国藩的二儿子，从法国报纸上看到了法国议会的决议，赶紧发电报回国，电请清政府议和，曾纪泽发电报给总理衙门道：“谅山克，茹相革，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和算。似宜趁法新执政初升时速办。”
曾纪泽光绪四年奉命出使英、法，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大臣，在光绪七年他通过反复与沙俄政府周旋，终于改定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所定约章，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两岸地区，受到当时世人的交口称赞。在中法战争初期，曾纪泽也是主战派，为何镇南关大捷后他反而积极主张议和？
身为驻法公使，曾纪泽在法国多年，对法国的军事工业、造船技术很熟悉，他明白法国当时毕竟是工业强国，中国可以一战打败法国，也可能再战打败法国，但绝不可能三战还打败法国！曾纪泽“主战”，刚开始时看到法国政局比较混乱，是为后来的“和”服务的，而“主战”是示人以实力，未必启衅，他与张佩纶等人的主战不同。
曾纪泽在发回国的电报中还说，法国内阁总理不像中国皇帝，内阁倒台就是屁大点的事，马上就会有新内阁上台，甚至政府关门都没啥问题，这是很多国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事。打赢之后，赶紧议和，两国都有面子，可以借镇南关、谅山大捷的筹码，在外交谈判中压止对方讨价还价的无厌索求，实现以战止战、以战促和的战略意图。
曾纪泽这封适当时机议和的电报，是曾纪泽对中法两国军事实力进行对比，权衡战争双方利弊后提出的明智之举，也正合李鸿章的心意。因为这一战，作为统筹全局的李鸿章，几乎把淮军的老本都赌上了，镇南关大捷，还有运气的成分，这仗不能再打了，也没钱再打了。打仗是要烧钱的，这是那些主战的清流们永远不会考虑的问题。中法开战，中国以广东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规越、滇桂借款等名义向汇丰银行等洋行借外债共计七次，总数约为库平银一千二百六十万两。这还是直接用于军费的数目，如果算上淮军伤亡要发的抚恤金和损失的战舰船厂，大清国耗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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