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沥川和我分手的那天开始，我一天至少给他发一个E-mail，从未收到过任何回音。他走之后的第二天，我在绝望中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却被告知是空号。我打电话找纪桓，纪桓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帮我问过沥川的公司，得到的回答是，沥川被紧急调回CGP欧洲总部，他手上的设计图将会在欧洲继续完成。所以他仍然是CGP的首席设计师，虽然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只是挂名。CGP需要他的名望招揽业务。
纪桓说，由于沥川极度保护自己的隐私，他对沥川的所有了解主要来源于CGP网站上的几句简单介绍。和我Google出来的信息相差无几。王沥川，著名青年建筑设计师，出生于瑞士伯尔尼，××××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曾获得过以下奖项：××××年瑞士青年设计师大赛一等奖；××××年美国P/A金奖；××××年法国AS-4建筑设计大奖。代表作品：C城体育馆、M省皇家博物馆，各种名目的度假村、商业中心、音乐厅、会展中心，等等。
这些金光闪闪的履历不是我熟悉的沥川。我所熟悉的沥川，是那个深夜送我回家、陪我买火车票、因为被我爸骂而长了一身大包的沥川。沥川处处呵护我，没有半点架子。还有，沥川拄着手杖陪我散步，走得远了，会喊累；生病了起不来，夜里会求我替他倒牛奶。有天晚上我写一篇论文，写到一半没思路了，痛苦地喝咖啡，他居然问我，要不要他的“性服务”。我们很浪漫地做爱，然后，我一鼓作气，写到凌晨，论文得到最高分。
那天，沥川和我在停车场分手，只用了五分钟。我从龙璟回来，感觉已过了千年。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寝室，在门口遇到了修岳。两天后，宿舍里传遍了我与沥川分手的消息。修岳问我，月亮没了，还要不要那枚六便士？我坚决地摇头。
两年内我不闻不问，疯狂地学习、选课。到了大三的期末，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修完了所有的课。我问辅导员该怎么办。他说，你为什么不考研？他向我推荐了冯介良——冯静儿的父亲，英文系最资深的教授，劳伦斯专家。
当年，若不是学校在他夫人那里苦苦做文章，他早已被北大挖走了。我修过冯教授的“现代英国文学”。他挺喜欢我，给了我一个最高分。我于是去办公室找他，问他考研的事儿。老头拍拍我的脑袋说：“别考了。英文你很好，政治你肯定不想背。我替你省了这一关吧。”我很快收到通知，由于成绩突出，我被保送研究生云云。
研究生不交学费，不过一个月的补助费只有两百多块。就算有奖学金，我照样还得打工。爸不再给我寄钱了。因为我弟与他大吵一顿之后，考上了中山医科大学临床系，学费比我贵两倍。父亲在经济上越来越捉襟见肘。小冬学习很刻苦，课余和我一样，四处打工挣学费，挣生活费。我爸一个月寄给他一百块，肯定不够。我节衣缩食，打算每月寄给他三百块，被他退了回来。
寒假的时候我去广州看他，小伙子长得又黑又壮，骑着车替花店送花。我看着心疼，强行留给他两千块钱。可是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收到小冬的汇款，两千块，一分不少地寄回来：“姐，我的钱够用，你留着自己花吧。”
我的日子过得很单调，早上五点起床背单词，除了上课、打工就是去图书馆。每个周一，我都下定决心不再给沥川写信。到了周末，我又故态复萌，忍不住去网吧查看信箱。看到那个“0”字，我又受到刺激，忍不住又写去一封信。头两年，我还在信里问他“你好吗，你在干什么”。渐渐地，我的信只写我自己，有时候是学习汇报，比如：“这学期我选了四门课，精读、口语、写作、莎士比亚。上学期那篇劳伦斯的论文我得了最高分。我在课堂上发言，说查泰来夫人怎么可以这样虐待克里福。把我的老师气得半死。”有时候是读书报告，比如：“今天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特深奥的书——《莲花经》。我花了一个星期看完，回头想想，一句没看懂。”有时候是饮食或气象记录，比如：“北京今年风尘真大，我买了一条大围巾。”或是：“还记得我们学校的鸳鸯林吗？现在林子的当中，修了一个水池，旁边开了一家湘菜馆，里面的红烧肉真好吃。”
我觉得，我不是在写信，而是在电子信箱里种下一丛春草。“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三年中，因为学习的缘故，我很少回家，只在每年的春节回去过几天。我和我爸大约冷战了一年，我最终告诉了他我和沥川分手的消息。爸听后半天没说话，最后问我，那你难不难过？我说，已经过去了。正好借此东风，化悲痛为力量，年年拿奖学金回来。
就在我刚刚上研究生的那一年夏季，学校还没有放假，我收到了小冬的一个电话：“姐，回家看看爸吧。爸爸病危。”
爸得的是扩张性心肌病。送到市医院，学校的同事不知底细，以为小冬学医，就先给他打了电话。其实小冬只是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除了着急，什么也不会。我爸昏倒在教室里，送到医院的当天就发了病危通知书。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学校在开始的几天，还不断地送去支票。渐渐地，他们派人向小冬解释，学校无法承担父亲的医疗费。主治医生说，这种病希望很小，除了心脏移植，基本上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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