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身为内阁首辅，负有天下之望，有些事情，确实也不会轻易的做出决定。如果在邮传信息和治吏上果然有进步，而都察院的巡按和锦衣卫的廉政监察果真能杜绝原本的贪污模式，那么，不妨试一试提高商税。
至于地税，那是打死也不能提的，当然，张佳木所说的地赋改革，倒是可以一试。
比如西北到陕北一带，大约有一百多个州府，上缴的粮食有限的很，不敢说年年有灾，十年倒有八年要报灾异。
既然如此，不如全免了也罢。
以当时全国统计一千多万顷土地的规模，再加上一年超过三千万石的粮食收入，提出这个地赋全免的计划，虽然是雄心勃勃，但，亦非不可接受。
事实上明朝就是年年免除赋税的，数字多的时候，一年收入加起来不过四千万石左右，免除的地赋却在五六百万石，有时候是四分之一，有时竟接近三分之一。
这种免税，其实原因很多。
灾荒减赋和免赋是一部份，有些地方赋税收不上来，干脆借着免赋一风吹了，也是重要的原因。
特别多的地方，就是江南一带了。
那里士绅力量大，地方官根本没有办法和本地士绅对抗，一个大士绅一年该上缴六百石的赋税，但他抗着不缴，最多交了一半，或是三分之一，官员也拿这个士绅没有办法。
拖的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笔烂账，根本不要指望能收起来。
士绅如此，苏州和松江地方民风不大朴实，事实上，也是明初时朱元璋恼怒苏州人帮着张士诚对抗他，所以把苏州等地的赋税定的极高，百年之下，想叫苏州人完粮纳税，也是有那么点不近人情。
这些都是没必要的行政程序，明朝的所谓减赋，大抵就是如此。
既然收不上，但也不敢下调。因为劣绅刁民确实很叫人头疼，高赋税就交八成，地方官很怀疑把赋税下调之后，仍然收不齐。
这样等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当然没有人敢这么做。
年年在账簿上玩这些花样，以张佳木现在的控制力来说，完全没有这种必要了。
西北和陕北免赋，再迁走一些无水地区的居民，可望最大程度改善当地民生，最少，就算是小冰河时期也不会有大规模的灾害和流民为祸了。
东南一带，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征收田赋，完粮实收，而征收的额度也是从实际出发，不再玩账簿上的那些花样了。
改制之后，年赋税仍在三千万石以上，不会对帝国的运行有任何的影响，相反，就算有影响也是良性的，不足为惧。
这原本是极好的方案，但李贤还不敢答应下来。
此时他看向张佳木，语气诚恳的道：“我知道太保是唯恐时间不够，只愿做的再快些儿。但，我要直说了，现在开放海禁还勉强可行，但最少要一两年功夫才能收功。再下来才谈得上整理摊派和商税，再下来再谈免赋和调控各地田税的事。这样一步步的来，没有十年时间，很难看到成效。”
“十年？”张佳木摇头笑道：“十年对一个政府来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我要做的可不是眼前这一点事。”
以他的打算，从水利到农田，再到育种，交通、教育、行政、司法，确实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
十年时间只用来做这么几件事，确实是太慢太慢了。
人的一生有限，况且现在的医疗条件也很难说人的生命能受到实切的保障，所以，还是只争朝夕的好些。
见张佳木急切，李贤却只是摇头。
他是政府中的首脑人物，自然知道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有多么僵化。要不是张佳木巧妙的手段来引导，现在做的这几件事会引发多大的风波，谁能知道？
就算如此，以李贤的信息情报来源也是知道，关于漕运和吏治的事，已经在江南士绅中引起不小的反弹。
特别是漕运改海运一事，不少士绅和读书人都担心会破坏海禁，而海禁和沿海治安有关，更和沿海居民出海有关。
在当时来说，因为永乐下西洋对民力的滥用，官绅和读书人都对出海一事持有反感，对那些出海不归的人更认为是背弃祖宗，死不足惜。
在福建和广州沿海经验有出海遇到海难的，景泰年间，广州海滩上冲上来三十余人，全部是海难的幸存者，也是迁居南洋的一批福建农民。
福建近海多山，土地也谈不上肥沃，所以百姓多以出海求活，遇到海难原本是死中逃生的幸事，但很不幸，他们被广州的地方官员抓到，然后以私自出海的罪名，全部被下令处斩了。
指望这样的官员赞同开放海禁，这原本就是一件极难极难的事。需要是以实例说明，开放海禁没有安全问题，不扰民，不损耗民力，而且不对中国的人口有太大的影响。同时，还要与国有利，也要与官和有实力的民有利。
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看似一个简单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已经在这么庞大的国家执行了这么多年，要改变它，需要顾及的绝不止是公文上的考量，而是实际的执行与安抚，折冲与平衡。
李贤对这些自然是考虑的极多，所以，他有顾忌。
而且，这个顾忌还不便说出口来，哪怕就是这时对着张佳木，也并不方便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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