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维桢在鸡鸣声中睁开眼睛，窗外天色蒙蒙亮，厢房里却仍黑乎乎的。
借着窗外的天光看了一眼枕头边的上海手表，还不到6点，从留着余温的土炕上爬起来，掀开炕席，摸了摸压在席下的棉衣棉裤，运气不错，已经焐干了。
笨手笨脚地穿上臃肿的棉衣，赤脚来到灶台旁，拿起放在马扎上的棉鞋和袜子，烤了一夜，袜子和鞋面完全干透了，不过里面还有点潮，咬咬牙还是穿上。
小院里一片安静，谭山两口子还没起床，看来昨晚谭山喝得确实不少，估计这时肯定躺在炕上喊头疼吧。
林维桢没有马上出去，而是反身回到里屋，站在炕边，四下打量着自己的家当。
一床用了四五年的被褥，摆在地上的脸盆，里面放着毛巾、香皂、刷牙缸和牙刷，一只木质行李箱，堆在炕尾的两摞书，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轻轻地摩挲着木质行李箱，箱子有年头了，表面磨得光滑无比，打开箱子，最上面是两套单衣，下面是几件内衣，最底下是一本棕色牛皮笔记本和一只派克钢笔。
老旧的箱子、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这就是父亲下放边疆临行前留给自己的所有东西。
钢笔林维桢熟得很，前世用它写了一辈子的字，把玩了一会儿，将钢笔小心翼翼的放回原处，拿起厚重的笔记本，揭开铜制扣子，翻开扉页。
看着上面父亲写给自己的寄语，林维桢不由得热泪盈眶。
“勤学，爱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十几个字，饱含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期望。
笔记本用的不多，只写了两页，应该是刚插队时写的日记，此时读起来颇觉幼稚，摇摇头将笔记本合上，按上扣子，寻思着以后还要用，便随手放在炕头。
“笃笃笃”，有人在敲窗户，紧接着听到谭沁的声音：“林大哥，起床了！”
林维桢苦笑一声，这丫头可真准时，以前自己懒，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是被谭沁隔着窗户叫醒的，今天是个例外，他起了个大早。
放好箱子，林维桢回道：“起来了”。
端着脸盆出了里屋，走到厢房门旁，拨开门栓，打开厢房的两扇门，顿时感觉一阵冷气扑面而来。
出了厢房，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清新的空气让林维桢精神一振，难道这就是1978年的味道？
“林大哥，你动作真快”，谭沁端着搪瓷缸正在吐着白沫，一边刷牙一边支吾道。
林维桢打量了一眼谭沁，十六七岁的年纪，充满了朝气和青春，或许是遗传了谭山的基因，个头高挑，双腿修长，臃肿的棉衣棉裤也遮掩不住苗条的身材。黑白分明的杏眼闪烁着调皮，瓜子儿脸白嫩红润，还真是个小美人坯子。
没有多看，林维桢走到井台旁，抄起水瓢舀了一瓢新打上来的井水，倒进牙缸里，井水还热乎着，先是漱了漱口，吐到排水沟里后，抬头问：“你爸妈呢？”
谭沁扭头冲着正屋撇撇嘴，道：“刚刚还听着我爸在炕上叫唤渴死了，该，喝那么多酒干啥”。
林维桢哑然失笑，真是个泼辣的小丫头。
洗完脸，端着脸盆回屋，没想到谭沁也跟着进了厢房。
“你进来干啥？”，林维桢将毛巾搭在里屋的绳子上，扭头问道。
谭沁自来熟地坐在炕沿上，伸手拿起牛皮笔记本，“我来玩呗，我妈还得伺候我爸……，这笔记本哪来的？好看！是真牛皮的吗？”
林维桢笑道：“真牛皮，我爸给我的，一直放在箱子底下，刚拿出来”。
谭沁摩挲着笔记本的牛皮封面，看样子喜欢得紧，“能打开看看吗？哦，如果里面有秘密就算了”。
林维桢不在意地摆摆手道：“我哪有什么秘密，随便看”。
“这字真好，谁写的？”，谭沁端详着扉页上的字迹好奇地问道。
“我爸”。
“叔叔肯定学问很好”，谭沁抬头笑道。
林维桢笑笑没接话，父母的事情是个禁忌，他从没向别人透露过哪怕一个字，所以不仅谭沁不清楚，就连谭山也不知道。
谭沁一边往下翻页，一边打趣林维桢。这本笔记本相当厚，但只写了两页，第一页是插队第一天写的，里面充满了对革命生活的憧憬，字里行间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精神；但第二页只有草草的几句话，而且话锋一转，全部是抱怨和失望，一个字，累！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写过日记，因为每天的劳动就耗尽了林维桢的精力和体力，哪有心思去写日记！
谭沁双手紧紧抓着笔记本，一副爱不释手的模样，林维桢见状赶紧道：“这本子可不能送给你，这是我爸留给我的，挺有纪念意义，你要是喜欢，找个机会我送你一本”。
谭沁确实喜欢，不过倒也没有夺人所爱的心思，轻轻嗯了一声，又低头研究起来，“咦？这里面好像有东西”。
说话间，谭沁已经从牛皮封面内侧抠出一张泛黄的纸，“土地房产所有证？”
林维桢闻言一愣，从谭沁手中接过来，仔细一看，居然是张房契，等看到房子地址后，林维桢乐得直咧嘴，这不是前世自己住的那个四合院嘛。
原来祖宅的房契在这啊，亏得前世自己接收祖宅时，因为拿不出房契，费了老鼻子劲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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